專家視野
劉衛東：“一帶一路”有力推進經濟全球化變革
“‘一帶一路’是一個‘道’（即新的合作理念和思維），這個道的關鍵詞就是包容性全球化。”劉衛東在過去兩年里一直在講包容性全球化這個話題。“一帶一路”提出三年多來，他認為，最大的變化是由中國倡議轉變為全球共識。
中國科學院“一帶一路”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劉衛東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召開前夕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對于世界而言，“一帶一路”是改革現有國際經濟治理模式、實現包容性發展的嘗試，是推動世界從“二元”分割發展到“三元”融合發展的努力，有可能改變未來數十年的世界經濟格局。
經濟全球化局限性催生“一帶一路”倡議
中國經濟時報：“一帶一路”建設已進入全面實施階段，取得了不少重要進展，您多次談到“一帶一路”倡議是在經濟全球化顯露局限性的大背景下產生，如何理解倡議的重要意義和作用？
劉衛東：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是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產生的。正確理解該倡議的重要意義和作用，需要深刻認識經濟全球化的機制及其局限性。
經濟全球化是制度、經濟和技術力量共同作用下出現的一個歷史現象，其中既包含有客觀的動力也涉及到制度因素。從客觀動力來看，一方面，資本積累具有無休止的空間擴張和空間重組的內在需求；另一方面，生產方式從福特主義向后福特主義轉變讓零部件“外包”日趨流行，這使得世界很多地區被緊密的供應鏈聯系在一起，形成了各種各樣的全球生產網絡。此外，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交通和通信技術的進步，讓跨越空間組織經濟活動的成本大幅度下降，產生了所謂的“時空壓縮”。然而，這一切都只是創造了可能性，決定性因素是包括發達和發展中國家在內的世界多數國家“相信”自由貿易是有利的，紛紛擁抱了投資和貿易自由化政策。
過去30多年的經濟全球化是歐美發達國家為了解決當時遇到的“滯漲”問題而打造的一套國際經濟治理機制，其根基是新自由主義思想。在推行經濟全球化過程中，這些發達國家不但認為市場可以解決所有問題，而且認為世界上存在一條“最佳”發展道路，這就是他們曾經走過的道路，并不斷向發展中國家輸出這種思想。20世紀90年代的“華盛頓共識”正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產物，讓前蘇聯和東歐國家陷入多年的經濟衰退。在這方面，西方主流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很多主流經濟學家用數學模型論證自由貿易可以讓各國實現均衡發展，而現實卻大相徑庭。事實上，早在19世紀中葉，英國在廢除本國的《谷物法案》后就鼓動西歐國家實施完全自由貿易，而僅僅20多年之后其他國家便感覺到利益受損，紛紛采取保護主義措施。另外，主流經濟學關于自由貿易的理論是基于平均個體認識論的，社會基層很容易被“平均”。這正是發達國家在全球化中獲得了巨大利益，而其基層民眾利益受損的重要原因。
因此，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是一套主要滿足資本空間擴張需要的機制。在這個機制下，資本和大公司獲得了巨大利益，而社會特別是基層民眾付出了巨大代價，導致了嚴重的社會問題。此外，由于資本可以自由流動而勞動力難以自由流動的內在矛盾，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是一個導致“幾家歡樂、幾家愁”的過程。任由這套機制主宰世界經濟治理，全球社會矛盾將日益突出，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將難以實現。事實上，英國脫歐等一系列“黑天鵝事件”，都顯示出世界存在改革經濟全球化機制的巨大需求。包容性全球化是“一帶一路”建設的核心理念
中國經濟時報：在經濟全球化出現倒退趨勢的情況下，如何對經濟全球化進行有效的改革？
劉衛東：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既推動了世界經濟增長，也帶來了嚴峻的社會問題。現代生產方式、全球生產網絡和現代通信技術已經把世界上很多國家緊密聯系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世界已經不可能退回到完全的孤立主義和封閉時代。因此，在這個歷史節點上，世界需要的是改革經濟全球化的機制，而不是推倒重來。
不難觀察到，當今世界回蕩著謀求改革的聲音，而改革尤其需要新的思維和新的模式。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擁有成功發展經驗的大國，我國應該為經濟全球化改革發展提供中國方案。從解決全球化負面效應來看，新的國際經濟治理模式，需要顧及社會基層的利益，需要讓現代化的基礎設施延伸至更多的地區，需要讓經濟增長惠及更多的民眾。
過去30多年的實踐證明，完全依靠市場機制，很難實現這樣的目標。因此，既要繼承經濟全球化有益的一面，也要進行改革。
從根本上講，應該擯棄新自由主義思維，樹立起“包容性全球化”的旗幟。而這正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內涵和精髓；“一帶一路”將成為引領包容性全球化的一面旗幟。
中國經濟時報：您認為，“一帶一路”倡議將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穩定器和發動機，以及推動經濟全球化改革發展的一面旗幟，請問“一帶一路”將如何引領包容性全球化？
劉衛東：“一帶一路”建設是包容性全球化的倡議，至少可以從以下幾點來理解。
首先，應重視政府的作用，特別是在維系社會公平和減少貧困方面的作用，而不是依賴市場機制解決所有問題；其次，推崇發展道路選擇的多樣性（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只推廣一條道路，即發達國家已經走過的道路），每個國家應該根據自身的特點探索適宜的發展道路；第三，強調國家之間發展戰略的對接，尋找利益契合點，這并非僅僅滿足資本“信馬由韁”的空間擴張需要，將讓更多地區受益；第四，堅持“開放包容”和“平等互利”的理念，突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把尋找發展的最大公約數放在首位，謀求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第五，遵循“和而不同”的觀念，在維護文化多元性的基礎上共謀發展、共求繁榮、共享和平。
因此，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為推動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提供了新的思維，這就是包容性全球化。從歷史趨勢看，包容性全球化可以視為經濟全球化的2．0版本，將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帶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或許這就是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之后新的治理模式。
走出對“一帶一路”的認識和理解誤區
中國經濟時報：“一帶一路”提出三年多來，取得了明顯的成果，但是對于“一帶一路”倡議仍存在不同理解，甚至不乏一些偏頗之解，您很早就提出要走出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認識誤區，即使現在對于推動“一帶一路”建設仍具有現實意義。
劉衛東：我去年年初提出社會對“一帶一路”認識的誤區，現在這些誤區仍然存在，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帶一路”不是國際貿易線路。“一帶一路”使用了“絲綢之路”這個概念，這讓一些學者和地方官員誤以為，“一帶一路”建設就是要重建歷史時期的國際貿易線路。其突出表現是一些地區熱衷于挖掘自己在古代絲綢之路上曾有的地位，如起點、通道、節點等，以期確立自己在“一帶一路”中的某種特殊地位。盡管不能完全否定這種認識的現實意義，特別是其“借古謀今”的作用，但很顯然這種理解是對“一帶一路”使用“絲綢之路”這個概念的誤解。
“一帶一路”不是單向“走出去”。盡管“走出去”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其戰略基礎。正因如此，社會上出現了一種誤解，即“一帶一路”建設就是要“走出去”。相應地，部分地方政府部門出現了加速“走出去”的預期，一些企業形成了盡快“走出去”的愿望，個別地方甚至將“走出去”作為政績來考慮。這是相當有風險的認識誤區。
“一帶一路”不是地緣戰略。“一帶一路”的出現既有我國發展階段變化的內在原因，也是過去30年國際經濟格局變化的必然結果。其中，我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制造業國家以及重要的資本輸出國，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基礎。在此背景下，一些學者傾向于將“一帶一路”解讀為我國的地緣戰略。這種認識與“一帶一路”的根本理念相去甚遠。
“一帶一路”不是“線狀”經濟體。幾乎每一個看到“一帶一路”這個名詞的人，都會不自覺地去想像或追問“帶”在哪里？“路”在哪里？這其實也是一個誤解。盡管名詞中包含了線狀經濟體的直接含義，但“一帶一路”是一個具有抽象性和隱喻性的概念，其核心內涵是借助“絲綢之路”的文化內涵打造國際區域經濟合作的平臺，而不僅僅是建設幾條路那么簡單。線狀經濟體僅僅是這個平臺的重要組成部分，或者說是其具象的表征。
總之，通過共建“一帶一路”來完善經濟全球化的機制，既符合我國“走出去”的需要，也是讓全球化惠及更多國家和地區的需要，“一帶一路”將開啟包容性經濟全球化的新時代。
